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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叶俊均个人民间借贷法规

2020-10-1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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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介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矛盾也愈发尖锐且呈现出新的发展形式,难免让立法显得有些无力,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的迅速提高,毒品传播形式日日更新,罪与立法规定的刑,难免出现一一对应之困难,精确运用刑法定罪量刑有点吃力。

事实表明,仅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确定惩罚的严重程度而不考虑个人的情况,很难做到预防犯罪、改造罪犯以及有效地打击犯罪。 因此,尽管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在原则上与资产阶级的刑法在阶级性质和理论基础上有所不同,但它不仅仅是简单地采用使惩罚适应犯罪的原则,而且总是将其与个人有关特性相结合。

1.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概述

罪刑相适应原则也称为“犯罪平衡原则”。 简单来说它就意味着所犯罪行应与其所受到的惩罚相一致。它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影响,并于18世纪中叶和晚期在西方国家提出。它主要考虑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高度重视惩罚的后果。它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确立主要是为了实现形式正义和法律之公平公正价值。

1.1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罪与罚之间的适应性原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质报仇”或“同质报仇”,这是人类早期对公平的本能渴望,你用什么方式对我,我就以同样的方式对你。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原始最粗糙的一种对于公平、对等价值的追求。在野蛮时代,人类的惩罚与报复往往不具有对等性,因为那时候大家生存依赖的资源有限,为了获取有限的可供生存的物质,不惜使用暴力,所以那时候的惩罚与报复往往带有强烈的人身暴力,并且很难控制不被过度使用,即被害与报复往往不具有对等性,且差距较大。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已具备罪刑相适应的有关特征,即有侵害才有报复,非无理之暴力。且在公平、对等的追求上较为文明,毕竟“同态”二字对于复仇的限度已做了必要的限制。不可否认,同态复仇相对于以血亲或宗族为纽带的无限复仇来说是一种更为文明的复仇形式。在同质复仇中,攻击和复仇之间是等价的。 这种对等反映了原始社会中正义的简单概念,这在古代法律中有被法律所认可。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1750)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毁损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则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应折其骨。”《十二表法》(约公元前450-405)第8表第2条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人)和解者,则他本人亦应遭受同样的伤害。”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其追求罪与刑之间的在形式上的对等性,是罪刑均衡的原始形态[5]。

由于同态复仇在形式上具有对等性,而现实中的侵害类型复杂多样,特别是当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后,财产类侵害更是常见,这时以暴力来报复身体往往治愈不了财产损害。再加上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人类愈来愈觉得对身体之报复过于残忍,这时一定的财物赔付方式应运而生,再配合身体刑的使用,用以弥补报复类型过于单一的缺点,丰富了复仇形式的多样性,使之与侵害形式基本对应,此时的罪刑相适应相比于前一个时期则具有更高的文明。

进入近现代文明后,特别是资本的运作,以及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自由逐渐成为潮流,人民愈发重视自由之价值,这时对身体施以酷刑已经不如对身体自由的禁锢更容易使人痛苦,特别是对于热爱自由之人,禁锢自由是对其最大的惩罚,毕竟在“自由为灵魂”的思想潮流之下,剥夺自由甚至比剥夺生命更难以让人接受。所以用一定的身体自由刑来报复侵害逐渐发展起来,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侵害,基本均可以用一定的自由刑来配合其他刑罚使用,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罪刑相适应。

1.2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的体现

在刑法总则中,《刑法》第5条的规定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相适应原则的规定。由于刑法的一般原则具有最普遍的指导意义,是犯罪和刑罚的一般规定,因此有意义的是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刑法根据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犯罪者的人身危险程度,在其一般原则中规定了不同程度的刑罚。例如,对因过度防卫或紧急回避而犯罪的罪犯,应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与已然之罪的罪犯相比,预备犯可以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的处罚。中止犯罪,如果没有造成伤害,则免除处罚;如果确实造成伤害,则减轻处罚。还有在共同犯罪中,组织和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该犯罪集团的所有罪行予以惩处;对于其他主要罪犯,按照他们组织或参与的有关犯罪予以惩处;对于从犯或者胁从犯等次要分子,相对于首要分子或主犯可减轻或免除惩罚;对于煽动犯罪者,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处罚。它们都体现了犯罪与惩罚之间的适应性。

关于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总则还规定了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充分反映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例如,犯罪和承担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刑法总则第5条的规定中有所体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与承担责任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犯罪构成而言,主体为犯罪责任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犯罪条件的人不承担责任。对于犯罪主体中的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等,由于对刑事责任的限制,这些特殊罪犯处境温和。这是主体在刑事责任承担中的区分,是罪刑相适应原则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犯罪的主观方面也有关于犯罪形式的规定。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是不同的。同种犯罪中故意犯罪比过失犯罪要承担的责任更重。其次,关于纵向犯罪状况,纵向犯罪是指犯罪的纵向发展形态,例如为犯罪做准备,主动停止犯罪与被动停止犯罪等一些规定。在犯罪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每个犯罪都会发展到最终的结局,更多可能会发生像预备、中止或未遂的情况。但是,由于针对某些犯罪的刑法规定是基于既定标准的,因此这些未完成的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要比已完成的犯罪要少,并且在垂直发展的情况下犯罪会以不同程度发展。我国刑法规定了犯罪在预备、中止或未遂状态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最后,关于横向犯罪状况,是与同谋犯罪或一人数罪等犯罪有关的犯罪条件,例如一项犯罪或多项犯罪。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某些规定有所体现,比如在犯罪活动中,多人犯下一项罪行或一个人犯下多项罪行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刑法中的某些规定是基于具体的一人一罪所面临的刑罚这样的情况,因此有几个人犯了一种罪行,或者一个人犯了多种罪行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显然不同于分则中所规定的具体的一人一罪的情况。在共犯方面,每个共犯具有不同的地位,在共同的犯罪活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面临不同的刑事责任和惩罚。

在刑法中,首先,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在适应定罪上。刑法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将犯罪分为十类,即十章,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此十个章节规定了该种侵害行为为犯罪才是犯罪,除此之外均不是犯罪,这为定罪指明了去向,使罪名与侵害行为相适应。其次则是体现在量刑上,分则中每一个罪名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我国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相比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它拥有多种量刑幅度,呈阶梯状划分,同一种犯罪依然区分犯罪情节轻重,并据此选择合适的法定刑,即它可以让法官在量刑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犯罪情节等等一系列因素,便于为犯罪寻求一种相适应的量刑,使罪与刑之间的对应更趋精细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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