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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之以威胁、引诱和欺骗之方法取证研究

杨长城刑事法律

2020-06-2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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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介绍:作为被害人和普通的吃瓜群众,我们希望结果正义,即法院的判决的符合我们预期的。但是,在我们追求结果正义的同时,一定要看到比结果更重要的是一个合理的、正义的程序。只有程序正义,才能避免污染整个诉讼活动的源头。

在整个司法体制里,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个非法的证据都有可能让一个无辜者走向“罪犯”的深渊。虽然我们需要接受司法中产生的误判,接受误判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每一个误判都是正当的。面对一个遭受伤害的生命,另一个可能即将遭受法律制裁的生命,从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出发,必须尽我们所能,使取得证据的程序必须是正义的。因此,本文希望对非法取证,尤其是以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取证做一个探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然而刑诉法第五十四条并未对采用引诱和欺骗之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是否排除做出规定。同时《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以引诱和欺骗收集证据的方法则避而不谈。其中该《规定》第三条和第六条关于以威胁之方法收集证据更是自相矛盾。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侦查人员在审讯时采用“威胁”、“引诱”和“欺骗”的讯问策略,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又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发生。那么司法实务中以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是否需要排除?以及如何防止非法取证呢?

一、 以威胁、引诱和欺骗之方法取得证据的合理性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沿革,以及刑诉法未明文表示以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取得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之内来看,立法的本意,应当是肯定适度的“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搜集证据”,这种适度的“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实则又是讯问策略的体现。

从讯问的对抗特性来看,讯问天然带有 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汛问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印证外围证据;二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交代指引外围取证。而具体的司法实务中,除个别情况,基于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心里,主动供述的甚少。如汉斯·格罗斯所言:“期望任何人都会勇敢直率的供认其罪行是十分残忍的,甚或说是心理上的错误。”同时,由于审讯审讯双方信息不平等,在这场博弈当中,侦查人员为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必然将采取一定的侦察审讯措施。

从国外立法和实践来看,不论是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威胁、引诱和 欺骗的方法取得证据都具有一定的包容。

从司法实务的效率来看,适度“威胁、引诱、欺骗”能提高侦查效率,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

二、 以威胁、引诱和欺骗之方法讯问的非法证据排除与合法的讯问策略之界定

(一) 威胁的讯问方法

1. 非法的威胁的讯问方法

非法的威胁的讯问方法是一种施加于精神上的“暴力”方式,使被讯问人产生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违背意愿从而做出供诉的方法。

非法的威胁的讯问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以暴力(打、骂、冷暴力)相威胁,如“皮痒痒是吧”,“你不说,我就揍你”,“不老实交代,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二是以损害被讯问人某种利益相威胁(包括被讯问人亲友的利益),如“隐私”、“名誉”、“基本人权”,“你不说就抓你的朋友”,“你母亲病重,等着见你最后一面,你老老实实交代,就别想再见到她”等。 三是歪曲政策法律规定,以某种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或某种不存在的后果进行威胁。如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对于“宽”、“ 严”的解释,如“ 你认了, 我们就立刻放你出去”,“你只要说出来,就不枪毙你”或“ 你不说,就把你关起来,多判你十年八年”。四是使用手铐、拘留证、逮捕证等之类的“ 道具”作为威胁手段。 既包括明示,即直接用威胁性的语言表达,如“ 你不交代就把你拷起来”,“你再不说就把你拘留、逮捕”;也包括暗示,如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一个动作,掏出手铐、拘留证、逮捕证相威胁等

【案例1】2012年9月13日,J市一中院公开审理一起涉毒案件,法官在审理前排除了对被告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该份认罪供述,被指是侦察员威胁“不说的话就见不到孩子”后,犯罪嫌疑人才配合合作做出有罪供述的。经审查,法庭认为,这份证据因“可能非法取得”被排除,检方不得在审理中宣告该供述。

2. 合法的威胁的讯问策略

根据上述和案例,是否只要是以威胁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就必须排除呢?

合法的“威胁” 的讯问策略是侦查人员运用法定的威慑机制在法定的范围内使犯罪嫌疑人精神上产生一定痛苦,被迫屈从于法律的选择,从而做出供诉。如利用刑事政策、法律的威慑力和感召力、是非和情理的说服力、亲情的感染力、证据的说服力、讯问环境的影响力等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影响,摧垮犯罪嫌疑人的精神支柱,使其放弃对抗,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基于这样的威胁,情节轻微,属于讯问策略;同时,被告人自愿做出的供述可以作为瑕疵证据,不予排除。

合法的威胁的讯问策略需要坚持两点:一是侦查人员只能以法律规定的内容相 “威胁”。如“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口供,我们照样定罪”,这些都是合法的讯问。二是侦查人员的讯问“威胁”不能使犯罪嫌疑人丧失自主性。

(二) 引诱和欺骗的讯问方法

1. 非法的引诱和欺骗的讯问方法

非法的引诱和欺骗的讯问方法是指以某种不存在的或虚假的利益或事实进行引诱,欺骗,使得犯罪嫌疑人做出供述,其结果是被讯问人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在司法实务中,引诱和欺骗往往交织在一起,即既是引诱,又是欺骗。如侦查人员以“取保候审”引诱被讯问人交代犯罪事实,但多数需要被羁押的案件中,被讯问人即使交代了犯罪事实没有获得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则属于欺骗。

非法的引诱讯问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以虚假的利益为诱饵,对被讯问人做出虚假的许诺、打包票,诱使被讯问人做出供述,如“你交代了就不枪毙你”,“你交代了就可以马上回家”;二是以诱导方式获取口供,典型的如“指明(名)问供”,即先设定事实,然后按照这一设定的事实进行诱导讯问,直至被讯问人的陈述与预设事实一致。例如“佘祥林案”。

非法的欺骗的讯问方法主要有:一是使用虚假事实,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最常见的欺骗就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犯相互推诿,同时害怕被“出卖”,试图立功的心理,谎称同案犯已经招供,以骗取被询问人的供述。二是利用被讯问人对法律的无知,造成被讯问人的错觉。如侦查人员有意传递一些并不存在或者错误的信息(如“你交代或这样交代了就放你你回家”,“不以你说的为准,还需要核查”,“说吧,不会牵连你的”等),使被讯问人误解。三是使用虚假证据。如侦察人员伪造案发时可能存在的证据,或利用以前的证据作为本次案件的证据使用,使被讯问人心理防线崩溃,做出供述。四是以“威胁”的方式的进行欺骗。如欺骗被讯问人将对其亲友采取强制措施,或对其配偶,子女追究责任等。

【案例2】某受贿案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对案件未做任何供述,但侦查人员在讯问中谎称其妻子已经供述了受贿案件的某一情节,犯罪嫌疑人就说“我记不清了,我妻子怎么说就怎么写吧”,侦查人员就在笔录中记载其承认了这一事实。检察机关提神时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是欺骗,排除了这一事实。

2. 合法的引诱和可包容的欺骗的讯问方法

合法的引诱即以真实存在的,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并可以实现的利益对被讯问人进行引导。如:认罪认罚从宽,自首、坦白、立功从轻处罚等。合法的引诱绝不能违背法律当事人的意志,如无罪的被讯问人在其毒瘾发作时,允诺提供毒品而做出虚假供述。

笔者认为没有“合法的欺骗”,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即使是审讯时为了打击犯罪,也不能称之为合法。因为“欺骗”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本身不存在合法性。因此审讯中,欺骗被讯问人只能是有限的,符合善良风俗,能够得到公众普遍的接受。因此,对于虚构事实,不得有误导犯罪嫌疑人做出不真实、不自愿的表述的危险,不得有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的危险。对于隐瞒真相,不得超过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陈光中老师和郭志媛老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认为:引诱、欺骗有时候与审讯策略很难区分,多数情况下法院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侦察讯问策略。但笔者认为尽管引诱、欺骗一般在当时不会造成当事人精神上的痛苦,尽管和讯问策略很难区分,但在法律严格禁止,社会普遍排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非法证据排除和讯问策略上做出明确的却分,才能真正保证被讯问人不受非法取证,才能正真做到定分止争。例如一项采用欺骗被讯问人取得的证据,在控辩双方,在审判员的认知里可能是非法证据,也可能是瑕疵证据。那么这项证据是否被采纳,当事人完全不能把握;而法官主观性太浓,司法的居中裁判,不偏不倚也就很难保证。

三、 防止非法的威胁、引诱和欺骗之方法取证的思想

很多学者对于如何防止侦查人员在审讯中非法的采用威胁、引诱和欺骗之方法取证做了很多研究。如遵守法定原则, 即不得违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政策,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范围界限内实施讯问。如遵守合理限度原则,即符合社会的一般容许性,适用时“不能使社会和法庭‘受到良心上的冲击’,或者‘使社会震惊’、‘使社会不能接受’”等等。其余的在此也不赘述。笔者认为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告诉执法人员如何做,不如告诉他们为什么那么做。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首先笔者认为侦查人员首先要树立“无罪推定”之思想。因为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国家面前都是脆弱的,即使是“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也是如此。如果侦查人员不能在判决前相信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话,那么侦查人员就绝不可能不在审讯时君主无所不用其极,以及绝不会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如果侦查人员相信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是有罪的话,那么侦查人员对每一个有罪的人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往往在其潜意识里就变得理所当然。

其次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之思想。国人(包括从事法律多年的法律人士)往往认为法律就是处罚,就判多少年,罚多少款,关多少年,而忽视法律的根本是保护人的,是正义与理性的结合。于是我们害怕法律,于是面对权力的侵害我们不敢发声,更甚者,凡犯罪者都不是“人”。如果侦察人员讯问时不能做到以人为本,不能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不能把被讯问人当作人来看的话,那么仅仅是非法取证又算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以人为本,那么侦查人员从得知被讯问人员时,他就已经是“罪犯”了,他就是“魔鬼”,就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而他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而已。我们,尤其是掌管权利者,只有把“人”当人对待,只有把那些可能罪犯或者罪犯当人看,这个社会才不至于成为吃人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把“人”当“人”看。

四、 结语

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正视其自身的缺失,不能做到以人为本,不能平等的不论他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无论他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不论出生,不论性别,不论家庭,他们都能获得法律有效的保护,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改变这种“阶级”的症状。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讯问策略与威胁、引诱、欺骗之间划清界限,做到有法可依。用张高平的话说: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参考文献:

1. 亚伦·德肖维茨:《合理的怀疑》,法律出版社,2010。

2. 吉姆·佩特罗,南希·佩特罗:《冤案何以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张建伟:《威胁、引诱和欺骗”,为何不能删除?》,检察日报,2012-2-6。

4. 陈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张元元:《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3 -5。

6. 戴铁浩:《禁止“威胁、 引诱、欺骗”与讯问策略》,载于净月学刊,2015年第2期。

7. 胡绍宝:《论“威胁、引诱、欺骗”在侦查讯问中的 存在理性与适度运用》,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7。

8. 唐伟:《对审讯中使用威胁 引诱、欺骗方法的若干思考》,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9. 王怀旭:预审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10. 龙宗智:《两个证据规定的规范与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0。

11. 孙长永:《现代侦查取证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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